地不爱宝，发现文物往往具有随意性，就像西汉时期的公元前年，山西万荣后土祠附近（即庙前村）发现铜鼎，当时认为这是一件大吉大利的大事情，汉武帝就把年号改成了元鼎元年，唐代和清代在同一地点又出土铜器若干，现在看来应该属于东周晋国魏氏墓地。那时考古学还没有兴起，能有记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现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的铜鸟尊，全器铸成凶猛的鸮鸟，鸟首背后错金四字“子乍弄鸟”，传年前山西太原出土，只能永远是“传出”了。年浑源李峪村取土时发现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铜器后，村民挖掘贩卖成风，今天有图形可查的有五十八件，而且很多已经流失于海外。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铜鸟尊

“子乍弄鸟”

但，这都不是考古调查，充其量是发现文物。

要了解考古调查，首先，绝不能把考古调查跟盗墓、寻宝活动混同起来，盗墓活动是出于某种私欲，往往是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寻宝被电视炒作得乱七八糟，如果将考古视为“寻宝”，那就等于把这门科学踢出科学的大门之外。再者，也不能将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日本学者在我国东北、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台湾的一系列考古调查活动，和西方学者年以前在我国进行的探险盗宝行为，包括日本人鸟居龙藏年至年发现赤峰红山后遗址，年前后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骗走敦煌经卷等视作考古调查，虽然有记录和调查报告，但那是一段痛苦的往事，而且也早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年，不是考古学获取考古资料的方法之一，只能用探险盗宝＋考古调查来概述这些活动。

年10月,瑞典人安特生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发掘了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早已不是初创期而应当是成熟期了。在成熟的现代考古学中，田野考古是获取资料的基础，田野考古又分为调查、试掘、发掘三种田野考古工作方法，也可以说是获取考古资料的三种手段，一般把调查、试掘统称为“考古调查”。

一、考古调查述要

考古调查是在基本不破坏遗址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现、获取遗存信息的有效方法，是为实现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句话是张忠培先生经常说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研究的进步，考古调查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过去考古调查通常采用事先查阅文献资料，利用地图、地名学成果来进行地面的踏查，踏查过程中要通过观察地形及地面现象，走访当地民众，利用各种自然断面寻找遗迹和遗物，了解地面遗存，文化层厚度、重要遗迹还要钻探，特殊情况下也做试掘。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力的增强，兴起全球定位系统下的拉网式调查和航空勘查（俗称“看航片”），有的还采用物理探测、化学探测、遥感等科学技术了解地下情况。这当然取决于调查的目的和经费。

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对调查过程发现的各种遗迹、遗物进行图文、摄影、摄像等记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详细越好。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使调查获得初衷，即“最大限度地发现、获取遗存信息。”一次成功的考古调查，首先是看这次调查发现的遗址量，和每处遗址往往的信息量，譬如一条河有处先秦遗址只调查到30处，那就是一次不成功的调查，纯属应付；一处遗址本来暴露的信息有仰韶、龙山、西周、战国遗存，只调查到龙山、战国而把仰韶、西周给丢了，同样不成功。其次，也可以是更进一步的话，把遗存信息，即表述的考古学文化，通过谱系分析的方法解读出来，才能做到“基本不破坏遗址”，因为古文化遗址是越来越少，而文物工作者肩负着保护所有古文化遗址的重任。

如果把复查也算作调查的话，考古调查则可分为全国文物普查和专题调查两类。

全国文物普查，如年至年12月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专题调查，如年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测绘局联合启动了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和年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的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遗址考古综合调查，都属之。

除第一、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外，在山西有十次著名的专题调查。

1、年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

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是李济先生和袁复礼先生于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的，第一次调查工作是他们于年2月5日至3月26日，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先期进行了五十天的考古调查工作。李济先生在这次调查发现了夏县西阴村，当年发掘后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说：“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和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所以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从他们的调查看，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无疑是这次调查的主要目标。鉴于这个背景，我们介绍的详细一点。

（左）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年），我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右）年赴美留学初期的李济先生（～年）

这次工作，李济先生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说，他们2月7日到太原，8日买东西、办手续，9日离开太原南下，12日到达介休对居民进行人体测量，15日到绵山，23日过夏门到霍州，25日抵达临汾。27日去仙洞沟，28日李济考察石灰岩洞穴，袁复礼调查煤田。3月2日去尧陵。3月5日在浮山交头河发现第一个“仰韶期遗址”，收集的陶片总数为片，其中42片是带彩的，还有两块制作精细的黑色石环碎片和一小条人的齿骨碎片。李济先生说：“这就是在山西南部找到的第一个仰韶期遗址。这一天剩下的旅程是很令人快慰的，下午4时我们到达翼城县。”

年春，李济和袁复礼首次发现西阴遗址所在的灰土岭断崖

此次考古调查行程

3月6日至11日，李济和袁复礼在翼城、曲沃、新绛活动。在新绛，“看一看这里各式各样的古董铺子。我想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带出土的古物的种类获得一些概念。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这样，在绛州的一整天只不过使我确信：就真正的考古工作来说，从这些人那里是得不到什么帮助的。”17日到运城，18日到安邑，19日寻访舜帝陵墓，20日安邑县看博物馆，21日离开运城，22日到达夏县，调查夏朝的王都和传说中许多大臣的陵墓，24日，袁复礼先生首先发现西阴村遗址，李济先生说：“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25和26日他们去安邑县北部的三路里等三处造像碑，26日二人各奔东西，袁复礼去完成地质考察任务，李济踏上返回北京的路程。

年发掘的西阴遗址剖面图

当年发掘西阴村遗址后，结论是“比较西阴村全体的遗存与安特生所分的六期，那西阴村的遗存最接近于仰韶期。”年梁思永先生发表的《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年杨建芳先生提出仰韶文化“西阴村类型”的概念。年，张忠培先生提出应命名为西阴文化，以“对那些考古学先驱以作出的成绩，进行必要的肯定。”

2、“侯马晋国遗址”发现

年秋，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崔斗辰在去新绛县考察文物途中，在侯马西白店村发现很多东周陶片，引起考古界对侯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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