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从汤显祖在江苏东台肩负明清两代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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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

从汤显祖在江苏东台肩负明清两代“皇盐”国事说起！

文

王舒然

世人皆识汤显祖，如文艺爱好者，皆因他的《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其中《还魂记》（即《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如历史哲学爱好者，皆因他是倡导“人性自由”的明代哲学家王艮（今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的再传弟子。但却鲜有人知，这位中国情圣，他在江苏时期的本职工作究竟是干什么的？万历十二年（），35岁的汤显祖以进士出身，在南直隶南京（明朝两京制度）踏上了仕途，在江苏地区留下这组名为《海陵观徐神翁像》的诗。一色尽神移看写生，元都衫影罩空明。沧桑欲换题愁去，一种神仙世上情。二檀像虚无画像新，掉头不识底伤神。千秋泪迹神光里，愁看人间罗刹人。这组诗写的是始建于西汉海陵县（今江苏省东台市）的风物人情，汤显祖风尘仆仆、远道而来海陵，难道仅仅是为了看这个原“八仙”之一徐守信的画像吗？东台建县之前，其最早的官修史志为明·天启《淮南中十志》及清康熙《重修淮南中十场志》，给予了这个答案。首先在其《食货考·货之属》记载：“盐品以散为上，淮南之盐，熬于盘铁。其形散其色白，至于青黄色之变也，其味咸。至于苦辛，味之杂也。五行水惟潤下作咸。故盐味之厚者，曰鹹鹾。场虽有十，而实产盐以供课者惟五：曰东台、曰河垛、曰富安、曰安丰、曰梁垛。而五场所出，亦略有不同。东河之盐，兼形味色而得其正。富安之盐，文细体重而色微青。安丰之盐，其色青白，日久甜美入口，无卤苦之味，而质較重，故商家多聚焉。独梁垛之盐，味咸而甘，形细而散，色白而光供宗庙、颁百官，惟此为宜，似又非四场所及也。”东台之盐，甜美而且专供宗庙陵寝、百官之用。祭祀为何会用到“盐”？《周礼》与《礼记》这两部古代国家典章制度给出了解释，《周礼·天官冢宰》载：“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齐事，鬻盐，以待戒令。”《礼记·曲礼·下》云：“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脯曰尹祭，槁鱼曰商祭，鲜鱼曰脡祭，水曰清涤，酒曰清酌，黍曰芗合，粱曰芗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丰本，盐曰咸鹾，玉曰嘉玉，币曰量币。”这段话关于“盐”的定义，凡是祭祀宗庙的典礼，用必须要用咸味深厚的盐种。而用“盐”则起源于西周礼制，《周礼·天官冢宰》载：“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齐事，鬻盐，以待戒令。”从中又能反馈一个信息，皇家用盐必须用“饴盐”，也就是甘甜口感的咸盐，东周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便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大国事之首。为什么祭祀有这样的首位度，西汉儒家经典《礼记·祭统》作出了解释：“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是中国礼仪之邦--礼制的最重要环节。礼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祖先们为祭祀天地神明、保佑风调雨顺、祈祷祖先显灵、拜求降福免灾而举行的一项敬神拜祖仪式。经过尧舜时期制定的礼经过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社会国家一千余年的归纳完善。周朝前期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个君主，重新“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卷四·周本纪》）”。周公在朝廷设置礼官，专门掌管天下礼仪（《周礼·春官·叙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礼官之属：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对“礼”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到了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确立后，礼作为社会道德、行为标准、精神支拄。古代社会与国家管理方式既非法制社会，也非通常人们认定的人治社会，而是礼法社会。礼法是礼制与法律相结合的概念，融入哲学家的思想，法学家的智慧和政治家的实践。礼制是德治梦想的具体化，通过礼仪定式与礼制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通过法律的惩罚维护礼法的绝对权威，这就是古代中国礼制的意义所在。自公元年肇始，南北朝时期，素有“赋史”之称的《哀江南赋》记载，南北分裂对峙，南朝梁武帝天监四年（），东台之盐就已经是国家朝廷的御用之盐，据《新唐书·卷五十四·志第四十四·食货四》云：“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饟、百官禄俸皆仰给焉。”东台一直被中国历代朝廷赋税与祭祀所仰赖。延至明代，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依然选用东台之盐，作为祭祀宗庙陵寝之用，据《淮南中十场志·卷之四·赋役》载：“贡课。孝陵神宫监盐三千五百斤。内府供应库盐二万斤。南京孝陵寺盐一万八千斤。菜台盐二千斤。拖卤鲥鱼盐六千二百一十三斤。共盐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三斤。十场同数。（以上前朝贡盐。旧制各场三十年轮解皇盐一回，至南京光禄寺交付。天启元年，每场每年，解运司经费银一十六两，南京铺户王聘买解不差总灶，其盐在于应轮场分收买。本朝悉免。）”明确可以看出东台之盐曾经用于祭祀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的明孝陵，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东台之盐，拥有一个明代官方正式称呼“皇盐”。明孝陵明代朝廷规定，东台下属各场轮流上贡祭祀用盐，每个盐场轮流承担三十年一个周期的皇盐任务。但是根据前面的文献记载《淮南中十场志·食货考·货之属》：“场虽有十，而实产盐以供课者惟五：曰东台、曰河垛、曰富安、曰安丰、曰梁垛。”实际上真正有能力承担这种任务的只有“淮南中五场”，这五场均在今天的东台市下辖境内。明代淮南中十场之首的安丰场，即今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安丰镇！~安丰场盐课司--明清两代安丰场管理盐政的衙门（东台市安丰镇古南街景区）

安丰古镇民国街巷旧照，明清两代留下的深宅大院，鳞次栉比。

安丰古镇乃礼仪善行之乡！安丰善行馆，秉承文脉，记录了安丰千年来，名宦乡贤，在这边咸鹾之地的善政善行的感人事迹，教化一方，安丰人民的好人群体现象，被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等争相报导！接管这批祭祀盐的“光禄寺”，据《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职官三》载：“光禄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卿，掌祭享、宴劳、酒醴、膳羞之事，率少卿、寺丞官属，辨其名数，会其出入，量其丰约，以听于礼部。凡祭祀，同太常省牲；天子亲祭，进饮福受胙；荐新，循月令献其品物；丧葬供奠馔。……掌醢，供饧、油、醯、酱、梅、盐之事。”上文可以看出光禄寺只是协助礼部祭祀，明代朝廷规定礼部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参《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下辖“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正统六年增设仪制、祠祭二司主事各一人。”祭祀这一国事，由礼部祠祭清吏司负责，援引《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载：“祠祭，分掌诸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之事。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辨其大祀、中祀、小祀而敬供之。饬其坛壝、祠庙、陵寝而数省阅之。”顾名思义，具体事宜则由“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负责，而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本职就是“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据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万历十七年（）己丑，汤显祖在不惑之年，从南京太常寺博士（太常，掌祭祀礼乐之事，总其官属，籍其政令，以听于礼部）迁南京礼部祠祭司（祠祭清吏司的缩写）主事，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具体负责管理国家祭祀，其中南京明孝陵也是他为最重要的职责所在。汤显祖有首诗《迁祠部拜孝陵》云：寝署三年外，祠郎初报闻。臣心似江水，长绕孝陵云。一句“长绕孝陵云”，通过借喻的手法，重点突出了他的工作重心，因为祭祀需要“皇盐”，故而汤显祖才会在明代海陵地区（西汉海陵县，今江苏省东台市）留下足迹，因为“皇盐”一旦有所差池，他作为具体负责人，难辞其咎，而且即使不关本人的事，也会为此受到牵连而获罪，这个后来有历史案例可考，据《淮南中十场志·卷之五·循良》载：“张天爵，福建莆田人。英年妙才，抑居下位，而能随事尽力，为地方造福善政颇多。后以解皇盐受累，废非其罪，人皆惜焉。”张天爵，万历四十八年，何垛场盐课司大使，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地方官员，因为解送皇盐的时候出了问题，虽然不是他的过错，但仍然受到牵连而被废黜官职，时人皆为这位东台何垛场大使的牵连受累，感到十分惋惜。所以，汤显祖本人作为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对于祭祀所用之“皇盐”的经办管理，是十分谨慎与高度重视，这就是汤显祖来到古代东台地区的根本原因。明季清初，明代宗庙陵寝的祭祀均因政权更替而被迫停止，援引康熙十二年《重修淮南中十场志·卷之四·赋役》载：“贡课。孝陵神宫监盐三千五百斤。内府供应库盐二万斤。南京孝陵寺盐一万八千斤……本朝悉免。）一直到了康熙二十三年（），正当三十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铲除鳌拜（康熙八年）、削平三藩（康熙二十年）、统一台湾（康熙二十三年），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康熙皇帝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南巡”，通过梳理合计卷的《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当中，康熙帝六次南巡途中，五次前往明孝陵谒陵。康熙南巡图康熙帝第一次康熙二十三年（），谒明孝陵之举，即体现了对于新旧政权更替时礼仪的突破，重新恢复了明朝明孝陵祭祀礼。①《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一百一十七》载：“康熙二十三年。谕大学士明珠、尚书介山、明太祖陵、已遣官致祭。但朕既抵江宁、距陵非远。其亲为拜奠。是日、上谒明太祖陵。”又：“谕江南江西总督、江苏巡抚、明太祖天资英武、敷政仁明、芟刈群雄、混一区宇、肇造基业、功德并隆。其陵寝在钟山之麓、系江宁所属地方。向已有旨、令有司各官、春秋致祭。严禁樵采。并设有守陵人户、朝夕巡视。但为日已久、不无废弛。今朕省方江宁、亲诣拜奠。见墙垣倾圯、林木凋残。皆系无知民人、不遵约束、恣肆作践、往来行走。殊干法纪。嗣后尔等督令地方各官、不时巡察。务俾守陵人役、用心防护。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前践踏。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洁举行、以副朕崇重古帝王陵寝至意。”康熙上谕《谕江南江西总督江苏巡抚》第二次康熙二十八年（），《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九》载：“康熙二十八年。上诣明太祖陵。进前殿行礼。复至陵前。奠酒毕。赐守陵人白金百两。”第三次康熙三十八年（），《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一百九十三》载：“康熙三十八年。壬子。上至明太祖陵奠爵阅视陵寝。谕大学士等曰、朕今日往明太祖陵寝致奠见其圯毁已甚皆由专司无人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甲寅命修明太祖陵。并悬挂御书“治隆唐宋”扁额。”第四次康熙四十四年（），《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载：“康熙四十四年。庚寅。上自江宁府启行。至明太祖陵。导填官引向中门。上命自东角门入。曰。此非尔等导引有失。特朕之敬心耳。既入、率诸皇子、及大臣侍卫等行礼。”第五次康熙四十六年（），《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九》载：“康熙四十六年。壬戌上诣明太祖陵乘步辇由东石桥至大门下辇由东门升殿行礼毕回行宫。”大臣们认为一次二次亲祀明孝陵是一种异族维稳策略，但是第三次康熙三十八年时亲自祭祀时，大臣们认为已经超过礼遇提出意见，康熙四十六年时，以大学士马奇为首的大臣们再次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康熙仍然依然坚持亲自祭祀，据《明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九》载：“大学士等奏曰：皇上前此临幸江南，明太祖陵，或遣官致祭，或遣皇子致祭，亦有皇上亲行灌奠之时，又重新庙貌，专人看守，自古加厚前朝，未见如此者。今皇上又欲往谒，臣等以为太过。况此行已遣大臣致祭，天气骤热，不必亲劳圣躬往谒。上谕曰：天气骤热，何足计耶。朕必亲往。”康熙帝亲谒明孝陵，一方面主要是做给汉族士大夫所看，他们是政权所需要依赖的社会基础，他们对清朝政权的思考，对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汉化”政策，除了恢复明孝陵的儒家文化精髓--礼制祭祀礼，还组织汉人编纂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字典《康熙字典》、儒家道统的《钦定日讲四书解义》、儒家“理学”治国的《圣谕十六条》等等，主动向儒家文化靠拢的自觉意识，是一种中华文化认同感的主动选择，从“渔猎得天下”到“儒家治国”，对于清朝期的“康乾盛世”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康乾盛世”的诞生，将会再次推动中国在世界文明之巅的另外一项领域，进入全胜时期，当然它的发展也离不开江苏东台，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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