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山文化研究兴盛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是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的第三阶段。此间是红山化研究被正式纳入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时期。

年秋，发现了那斯台遗址，次年春季，调查了该遗址，确认这是一处东西长约m，南北宽约m，总面积约为万平方左右的红山文化大型聚落遗址，通过采集和清理获得一批包括百余件玉器、石雕人形坐像、石质容器、彩陶和各类石器在内的重要标本。

那日斯台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巴彦汉苏木那日斯台村。年春天，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日斯台村的布和朝鲁在出去放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在一个坡地上捡着了一个玉器。为这个发现所激动的他，连忙赶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齿钩，再跑回发现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来。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布和朝鲁的父亲丹巴，是那日斯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把布和朝鲁挖到的玉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布袋里，锁进了家里的大木箱子。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趁着丹巴书记到北京看病的时候，来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鲁，想出大价钱购买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贩子没有如愿。年，巴林右旗文化馆馆长韩仁信和文物组工作人员青格勒到丹巴家里，动员丹巴把玉蚕、玉鸮和几十个玉珠等玉器捐献出来，这些玉器现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

（那斯台出土，玉猪龙高6.74宽5.2中心孔径2.8-3.3颈部孔径0.8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珠最大直径1.89最小直径1.27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鸮高6.1宽6厚1.8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鸮高4.4宽4.6厚1.7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人面饰高4.2宽3.7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箍形器高12.5最大腹径7.63壁厚0.62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斧长13.4宽4.8-6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蚕长7.98厚2.6孔径1.68-2.58厘米）

（那斯台出土，三联玉璧长11.9宽3.8厘米）

（那斯台出土，勾云形玉器长18.2宽10.58厚0.64-0.7厘米。）

年，郭大顺先生得知牛河梁出土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随即赶赴出土地点调查，发现这里是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并在出土斜口筒形玉器的现场清理了一座以玉环随葬的红山文化石棺墓，为后来牛河梁遗址的正式发现奠定了基础。

郭大顺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与敖汉旗文化馆联合发掘了兴隆洼遗址和赵宝沟遗址，发现并识别出了两种早于红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即“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在兴隆洼遗址发现了以F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早期遗存和红山文化房址打破兴隆洼文化房址的地层，从地层关系上确定了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

赵宝沟文化鹿、猪、鸟纹陶尊

年，“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座谈会”在朝阳市举行，苏秉琦先生在会上提出要提出对喀左、凌源、建平三县交界地区的遗址、遗迹进一步展开调查与发掘以探明其全貌，揭示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我国文明史上的地位或作用的工作思路。会后不久的-年间，相继在建平、凌源交界处发现并发掘了红山文化晚期具有礼仪性的巨型建筑群-女神庙和积石冢群遗址，在冢内墓葬中发掘出一批包括斜口筒形器、玉猪龙、勾云形玉饰在内的红山文化玉器。由此引发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这一学术命题的提出，并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

牛河梁遗址

牛河梁遗址

牛河梁遗址积石冢

牛河梁遗址积石冢

牛河梁遗址积石冢

牛河梁遗址积石冢

牛河梁女神

牛河梁玉凤

牛河梁勾云佩

牛河梁玉人

年至20世纪末，辽宁省文化考古研究所先后数次对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平台东坡筒形器遗存、第三地点积石冢、第二地点四号冢、第二地点一号冢、第五地点一号冢、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地点进行了系统发掘。此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在阜新发现并发掘了查海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发掘了敖汉西台红山文化中期由两条围沟围护的方形环壕聚落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

查海遗址

（查海遗址出土蟾蜍纹陶罐）

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人面形玉饰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各类科技考古手段的普遍应用，红山文化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都获得了新的提升。年，敖汉旗博物馆清理发掘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群遗址，发现包括祭坛、有冠石雕人像、方形玉璧、无底折肩罐形陶器在内的一批重要遗迹和遗物。

草帽山方形玉璧

草帽山有冠石雕人像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在中心大墓M４内发现了用料考究、雕制精细的玉人和玉鸮。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兴隆沟第二地点红山文化晚期环壕聚落实施了发掘，发现了精美的彩陶和三人相拥而坐的女性造像。年又在该遗址的一座房址中，发掘出土一件红山文化整身陶质坐姿人形神像。

敖汉出土，陶质坐姿人形神像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库伦旗四家子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三级方形祭坛。-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四次对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红山文化大型环壕聚落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了房址、灶址、灰坑、壕沟等众多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以及动物骨骼，同时还浮选出部分谷物颗粒遗存。

魏家窝铺遗址

魏家窝铺遗址出土彩陶罐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田家沟红山文化墓葬群，出土包括蛇形耳饰在内的一批精美玉器。

田家沟红山文化墓葬群

田家沟出土蛇形耳饰

这一阶段，由于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正式提出和一系列前所未见的重大考古新发现，使得人们对于红山文化的总体认知水平出现了全面的提升。

关于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西辽河地区和大凌河中上游一带是红山文化分布中心区域，其边界北过西拉木伦河，东到下辽河西岸，西至河北围场，南及渤海之滨。其主体年代约在距今５０００～６５００年之间，存在时间长达１５００年。

关于红山文化的谱系、类型和发展序列，依然是本阶段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热点问题。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苏秉琦先生认为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属于同一区系的不同类型，因称“红山诸文化”。就红山文化而言，已经发掘的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以及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与赤峰附近同类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们代表了红山文化的两支：一支以老哈河流城为中心，一支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

１９８６年，高美璇先生和李恭笃先生把赤峰境内以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三个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概括为“红山后类型”，把朝阳境内以东山嘴、城子山、胡头沟三个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概括为“城子山类型”，同时指出这两个地方类型分别代表着红山文化发展的早晚两个阶段。

１９８８年，李恭笃先生又曾提出四棱山、红山后、城子山和山神庙四个地方类型的说法。现在看来，所谓“山神庙类型”，应是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因此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年间，杨虎先生根据兴隆洼遗址的新发现，认为红山文化从早到晚先后经历了兴隆洼F１３３遗存、西水泉类型、东山嘴类型这样前后相继的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同时认为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四种考古学文化一脉相承，时间上先后为继。其中，兴隆洼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赵宝沟文化属于晚期，红山文化属铜石并用时代，小河沿文化已经处于铜石并用晚期的后段。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间，朱延平先生则把红山文化区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期以兴隆洼遗址F１３３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遗址F１０６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和蜘蛛山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和东山嘴等遗址为代表。与杨虎先生的看法不同，朱延平认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呈现多种文化平行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兴隆洼文化与小河西文化并行发展；第二阶段为西拉木伦河南侧的赵宝沟文化和早期红山文化并行发展，北侧则是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及略晚的富河文化；第三阶段为红山文化发展时期；第四阶段为红山文化晚期与小河沿文化并行发展时期。这四个发展阶段的年代基本上与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半坡类型或后冈一期文化、庙底沟类型、半坡四期类型相对应。

２０１１年，索秀芬和李少兵先生根据地域分布，把红山文化概括为那斯台和牛河梁南北两个地方类型。

２０１２年，赵宾福先生则据陶器之间的共存关系和形态比较，把红山文化自早至晚重新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认为第一阶段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晚期和后冈一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４５００年至公元前４０００年；第二阶段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４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５００年；第三阶段年代与河套地区的庙子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３５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０００年。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玉文化国度之誉，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由于红山文化各式玉龙、玉器群以及以牛河梁、东山嘴为代表的大型礼仪中心遗址的发现，以探索中国龙文化的起源、玉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华礼制型文明起源的红山文化研究遂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有机构成部分。关于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问题，以苏秉琦先生最具影响力。他认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国家的起源是多元的，是满天星斗式的和条块式的，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通过交流与融合，最后辐辏为一体。他根据辽西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果，把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高度概括为古文化—古城—古国。他认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是指城乡之间最初具有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独立政治实体。故此，他指出，早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已经开始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至距今５０００年前，红山文化率先迈入古国阶段。１９９３年，苏秉琦先生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进一步论证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经历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具有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种模式。他指出，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组织是原生型的古国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生型的方国形态，这对后来的“三代”国家，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学者们围绕红山文化所蕴含的礼制因素及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路径问题展开了积极而深入的讨论。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大型礼仪建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中国文明起源是由巫及礼再到文明产生。礼的出现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密切，原始巫术活动又与礼的起源关系密切，即所谓通神为礼。田广林则更为明确地指出：牛河梁、东山嘴等遗址以“坛、庙、冢”为代表的大型礼仪建筑群的发现，证明我国传统礼制因素中的郊天祭地和宗庙祭祖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于中国的东北地区，而礼制的发生，正是文明社会区别于原始社会的根本标志。观察西辽河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到中华礼制文明发生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国家文明的产生和形成初期，从社会管理层面上看，是由巫到王；从观念形态上看，是由祭祀到礼制；从居住形态上看，是由村落到城邑；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是由部落到国家。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列研究成果的取得，中国早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就已经进入初级国家文明阶段、红山文化代表了中华５０００年文明的观点，遂渐成共识。

红山文化是整个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由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辽宁省朝阳市喀左东山嘴祭坛和建平牛河梁坛庙冢的发现，学术界认识到，红山文化在见证中华五千年国家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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